第三十四章谁操之过急了？（1 / 1）

，长歌当宋

叶安的话有理有据，范仲淹竟然一时哑口无言，他的信仰是儒学，是儒家之道，在他的思想深处一直坚持儒学才是治国之学，是教化百姓之学。

现在一种脱胎于儒学的格物之学却打破了他的原有想法。

格物，这个从儒学中诞生的词在千年儒家的发展中早已被儒生所忘却,眼下却被这个年轻人托举而起。

格物的强大不可否认，眼下国朝的税收有近一半来自商业，而格物在其中创造的财富极为重要。

棉衣，毛衣，这种御寒的衣物自不用说，连将士们所用的铠甲,兵刃，军械也都与格物脱不开干系。

最近将作监的匠人们更是将格物之学奉为他们的显学,这已让朝中诸多士大夫不满了。

在范仲淹看来叶安是个有想法的青年才俊,他对国朝之政治见地颇深，对当世显学亦有诸多看法。

但他不认为现在是争论儒学与格物之学孰轻孰重的时候，也不是抬高格物之学的最佳时期。

“格物之学有利于国，此乃众所周知之事，但儒学为本，有教化万民之功，自是当世显学，长生啊！朝政不清，积弊不除，就算推举格物之学为显学又能如何？若国泰民安，朝堂肃正，顽疾尽去，格物之学自然奋起，你自己也说了国之强盛离不开格物之学，既然国朝所需，那终究会蓬勃兴起，何必急功近利？”

老范的话让叶安微微一愣，这就涉及到了一个本质问题,是先托举格物的地位，还是先改革朝堂？

老范的选择无疑是后者，叶安微微点头道：“范公所言有理，但格物之学乃是积累之学，早一日推行，便早一日有所收获，应天书院的活我普惠商号接了，但你也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范仲淹笑了笑随即道：“在应天书院推广你的格物之学？难怪朝中百官称你为狡兔，还真是狡兔三窟啊！”

叶安苦笑着摇头：“什么狡兔三窟，在长生看来这是星星之火！”

“星星之火？”

“燎原之势，势不可挡！”

叶安突然从座位上起身，指着东京城道：“范公请看，天下苍生，蝇营狗苟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了活的更好？儒学能教化人心，而格物之学却能让人活的更好，明知如此我又为何束手旁观？！格物儒学本就一体，唯有二者结合才能在教化人心之时使得物阜民丰！此乃“道”“器”之比啊！”

范仲淹一时愣住,他想到了儒学的关键问题,儒学是能教化人心,但体现的也多是虚无缥缈的道，并拿不出什么可以直接反映出来，让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这也是困扰着儒学大家们的终极问题。

道家的炼丹，堪舆，甚至是术法都是让百姓信服的所在，兵家的攻城略地，排兵布阵，运筹于千里之外更是让世人惊叹。

唯有儒家多以诗词让百姓熟知，文官辅助官家治理朝堂，这在百姓看来是文官本人的能耐，因文官是能臣干吏，所以儒学是显学，这虽然是谬误，但却是百姓从心底里所认为的。

文人不止一次想要改变这个观点，但想要一展胸中抱负就必须读书入仕，入朝为官，这便又陷入到死循环之中。

而如果将格物之学纳入儒学之中，百姓便能看到他们所用的一切，衣食住行皆是来自于格物之学，也是来自于儒学的分支，如此儒学之地位自然水涨船高……

不知怎的，范仲淹竟然有些期待叶安口中的格物之学兴起，也想要见识一下格物之学到底有没有他说的那般神奇。

“不知此次赈灾功成返京之时，长生可愿让老夫一窥格物之道？”

没错！

叶安心中大叫一声，他要的就是这效果，格物之学就怕你不闻不问，若是见识过了，没有一个智者会拒绝这门学科，因为它所探究的便是人类最经常接触的东西“物质”！

“这是自然，届时叶安必定亲自为范公赶车！”

范仲淹捋着胡子欣然道：“甚好，甚好！”

两人这便算是和有了话题，在此之后范仲淹开始了他的长谈，多以改革朝政积弊为主，其涉及到的内容让叶安这个胆大包天之人听了都觉惊讶。

并且范仲淹非常具有预见性的说出了三冗三费的问题，冗兵，冗官，冗费，国之大患，一日不除，如剑悬头！

听到妙处，叶安甚至忍不住击掌感叹：“范公之先见叶安五体投地！不知范公可有应对反对之声？或者说如何抵挡守旧之人的攻讦？”

说道这个问题，范仲淹居然尴尬的一言不发，所有的慷慨激昂在这一刻化为无力，叶安清楚的看到了他脸上的无奈和失落！

叶安长叹不再言语，范仲淹说出了大宋的诸多积弊，呈痛利害直至核心，但可惜的是他只想着改革，却没有想过如何应对改革所带来的反扑。

以文御武，自废武功不用说，杂税横生百姓疾苦也是众所周知，另外还有宗室与外戚、将门与勋贵的奢侈生活同样也是国朝的拖累。

但保守派是受益者，难道让他们自己推翻自己？这简直是个笑话，否则范仲淹的改革，王安石的改革为何会前功尽弃？

从始至终叶安都在小心谨慎的改变着这里的一切，但他发现改革不是毫无头绪的胡乱发挥，相反而是应该严谨，科学，谨慎的进行。

经济，文化，政治，军事，舆论，认知等等，这些改变需要有一个先后顺序，只有稳定的环境才能促使认知的改变，只有安全的环境才能使得内部的政治环境进行改善。

大宋的积弊已经开始体现，三冗三费的隐患也即将爆发，土地兼并，贫富差距过大，权贵以及富人对平民百姓的剥削也逐渐开始。

这个国家正处于改革的最佳阶段，这个阶段不是发力的最佳时机，而是改革的最佳时机，是开始，一切的一切都需要打下基础。

古人常说“治大国如烹小鲜”，但实际上每一场改革亦是如此。

操之过急的代价便是“人亡政息”，历史已经无数次的提醒过后来的改革者，但鲜有人看到其中的规律，大宋的改革不可谓不少，亦不可谓不激进，但结果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