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一章 傅满洲与陈查理（1 / 1）

“亲爱的，最近你这么忙，现在好不容易闲下来了，我们去看电影吧，好不好？”妮可依偎在唐宁的怀里撒娇道。

唐宁想了想，觉得妮可说的也对，最近为了修路工程这笔生意，他的确忙得够呛，也是该好好休息一下了，于是他答应道：“好吧，那咱们明天就去看电影，不过明天有什么好片子么？”

娜塔莎随手拿过一张报纸，指着上面的广告说道：“我们就去看这部《傅满洲的面具》好不好？”

听到“傅满洲”这个名字，唐宁忍不住眉头一皱，因为“傅满洲”这个人物虽然在现在的美国很出名，但却并不是什么好名气，因为他是以诋毁、污蔑、丑化中国人而出名的，甚至创作出“傅满洲”的英国作家萨克斯--罗默尔自己都说：“我因中国而出名，但事实上我并不了解中国。”

傅满洲最早在1875年《福尔摩斯遭遇傅满洲博士》一书中首次出现。号称世上最邪恶的角色。1912年，清帝国灭亡，这一年，英国通俗小说作家萨克斯?洛莫尔开始创作有关“傅满洲博士“的系列小说。

洛莫尔在回忆自己最初的创作动机时说:“我常想为什么在此之前，我没有这个灵感。1912年，似乎一切时机都成熟了，可以为大众文化市场创造一个中国恶棍的形象。义和团暴乱引起的黄祸传言，依旧在坊间流行，不久前伦敦贫民区发生的谋杀事件，也使公众的注意力转向东方。“洛莫尔所说的谋杀案指1911年伦敦东头的一桩团伙犯罪案，据说与当地华人黑社会有关。在这种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傅满洲的形象诞生了。

在他的设定里，傅满洲的父亲是英国贵族WilliamClayton，母亲是中国妇女LingJuHai。傅满洲是一个又高又瘦，高耸肩膀，长着竖挑眉，留着两撮下垂胡子，面容如同撒旦，穿着清朝官服的邪恶博士。他的胡子形象如此深入人心，甚至“FuManchumoustache“是一种理发店胡子的剪法名称。他也应该是文艺作品中第一个“邪恶科学家“。

这个坏博士无恶不作，和他对抗的是像福尔摩斯一样的白人警探DenisSmith。在作品里，Smith和傅满洲的对抗通常靠的都是意志而不是智慧。因为作者要塑造一种黄种人如此聪明而且邪恶，善良单纯的白人只能用最痛苦的方法和他们对抗的感觉。傅满洲的系列在1920年代的美国取得很大成功，导致后来有超多的文学影视作品都以傅满洲为原本进行人物创作。

在罗默的长短篇小说中，傅满洲博学多才，犹如浮士德一样，集古今中外的所有科学知识于一身。正如智慧超群的史密斯不得不承认的那样，“傅满洲博士是中国人奸诈取巧的绝佳象征，是经过无数代人才能出现的一种现象。他是超级天才，假如他愿意的话，他完全能够带来一场科学的革命。“

傅满洲有三个外国大学的学位，同时是一个语言天才，他“能够流利地使用所有文明语言和绝大多数野蛮民族的语言……面对中国人，他讲汉语，面对印度人，他讲印度语，见了埃及人，他马上换成了阿拉伯语。“他为了迷惑英国警察和掩饰自己的真实身份，常常讲着流利的法语。论才智，他不输于莎士比亚，是一个才高八斗、智可齐天之人。但却整天幽闭在黑暗世界之中，精通各种酷刑和毒药，策划种种邪恶勾当。可以说他是集所有西方人对于中国人的最恶劣的想象于一身。

虽然唐宁现在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好几年，但是在骨子里他依旧坚定的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所以对于这种诋毁、污蔑中国人的电影他自然不会去看，于是他摇摇头说道：“亲爱的，其实傅满洲的形象是恶意设定的，中国人并不是这个样子的，不信你可以问问娜塔莎，她在中国的上海呆了好几年，还是很有发言权的。”

在一边的娜塔莎点点头答道：“妮可姐姐，老板说的没错，大多数中国人并不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只有极少数的中国人才留着辫子。”

面对两人的反驳，妮可耸了耸肩道：“那好吧那我们换一部片子，我们去看陈查理怎么样？”

神探陈查理可以说是美国电影中关于中国人的另一个经典形象，作为檀香山警察局的警长，出现在多部电影、电视和卡通片中，是“美国观众最熟悉的5个中国人”之一。

陈查理是美国作家厄尔·德尔·比格斯（EarlDerrBiggers）笔下的一名华人探长。据比格斯说，陈查理这一角色的灵感来自于他在檀香山度假时看到的一则新闻，新闻写的是一名华裔探警张阿平出色侦破当地案件的故事。张阿平常戴一顶牛仔帽，拿一条鞭子，相传能像飞人一样从这个屋顶跃到另一个屋顶。

陈查理电影上世纪30年代被引入中国。许广平曾说，当年只要上海有陈查理电影放映，无论影院多远，鲁迅都会去看。

之所以美国人能够接受陈查理，是因为他代表的是在美国出生、已建立身份认同的新一代华人，他符合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想象——爱把‘孔夫子说’挂嘴边，说着‘洋泾浜英语’，语法错乱，可深刻入理，耐人寻味。总是神秘兮兮，对白人有种刻板的、保持距离的恭敬，而且非常有智慧。”这反映了山姆大叔对中国人“又爱又恨”的一种复杂情结，一方面觉得中国文化富有神秘的魅力，一方面又对东方世界感到排斥。

事实上直到现在美国人对于中国人的看法都没有彻底的改变。尽管美媒认为新一代的中国人富有‘教养’，但中国人仍然是‘聪明的甚至狡黠的’、‘不太容易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