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宫中定策（二）（1 / 2）

朱厚炜说：“父皇，依儿臣看，当今天下纷乱，正是多事之秋。

当务之急有三：外有葡萄牙、西班牙两颗牙及西欧的对外殖民，内有鞑靼、蒙古的侵扰，此其一。

其二是兵备松弛、京营占役、边关关禁不严。屯兵制占用编制战斗力极其低下严重制约大明军队的发展。

其三，洪武时期开始执行的输粮开中改成了纳银开中。原来是商人把粮食送到边镇，然后到户领取相应的盐引，再到盐场领盐贩卖，现在是商人把银子交到户部，再从户部领盐引。但是不论是纳粮开中还是纳银开中，其本质都在于盐政，盐引则是其中的关键。

食盐是国家垄断商品，明朝实施开中法后，许多权贵看到有利可图，便开始想方设法奏讨盐引，倒卖给商人，换取利益，或公然走私，在正盐中夹带私盐，牟取暴利。随着官僚腐败，官商勾结不断加剧。土地兼并和投献，皇亲国戚和士绅不纳粮，限制商人的衣服（朱元璋规定商人只能穿棉麻不能穿丝绸），现在大商人都是暴利税收还低，国家主要收入全部压在农民，国家的财政收入90%以上是农业税。

朱佑樘倒是没有想到朱厚炜能这么率直的直奔要害，这三点正是让朱佑樘日夜不宁的问题。其实还有一点朱厚炜没有说，那就是皇帝身边没有能为君分忧的可用、顶用之人。文官集团只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主，完全不在乎国家和皇家的利益。以朱厚炜之精明，应当能看到。精明之人自然也不会说这个问题，打击面太大了。

说道要害问题，朱佑樘再也掩饰不住忧虑和不安，很像是自言自语的轻声问道：“炜儿可有良策？”说是这么说，朱佑樘也没指望有什么好办法。

朱厚炜奏到：“父皇，事务纷杂，头绪众多，终其一点，‘钱粮’二字首当其冲。”

朱佑樘暗暗点头，朕岂不知钱粮重要？又如之奈何？

“研讨一些农耕办法，以缓解灾荒。救助灾民，安抚流民、饥民，如此等等，发展工商业，加强海外贸易办法很多。朝堂上不乏有识之士，见解定然强过儿臣百倍。无论什么办法都要各级官府的官员去办差，各地方官员能不能办、想不想办也需要有督促他们的办法。内阁大员，各部官僚也都会有好的见解。言而总之只要想办事，办法总是有的。”

朱佑樘不高兴了，说了半天等于没说，你也没有办法呀！

“父皇，儿臣准备进行改革试点，则其要者，寻求改变一二。主要是两个地方一是四川二是青岛。儿臣有信心、有能力在五年内上缴税赋以今年收入为基数的五倍。这件事由南京六部负责以减少压力。不过父皇在北京要做一件事我才放心。”

此言一出，惊得朱佑樘睁大了眼睛。这牛皮吹的大了点吧？如果真能办成，我这当皇帝的还有什么忧虑！

“快说，何事？”朱佑樘迫不及待了。

“儿臣还有许多细节没有想好。不过有一策儿臣已经筹划多时了，不过六个字而已：‘官绅一体纳粮’。”

‘官绅一体纳粮’是清朝雍正年间的改革政策，的确是革除弊政的一个重大措施。针对明朝现在的情况，被朱厚炜提了出来，作为第一批改革的要点。大明的经济实力是很强的，但是大量的财富沉淀的民间，是民富国不富，民富国不强的状态。没有国家的富强，民富就是无根之草，水上的浮萍。历史的事实也是如此，富而不强的大明，被经济文化都远远落后的满清给灭了。

但是这个观点朱佑樘是暂时接受不了的。他对朱厚炜说：“士绅地位尊贵，岂能等同于草民。何况这是洪武太祖定下的规矩，历朝历代的成法。岂能破坏？这世上还有尊贵卑贱之分么？”

朱厚炜答道：“朝廷征收的赋税是做什么用的？无非是治理国家，保卫国家。国家安定国民受益。士绅也是国民，国家的安定他们也是受益者，而且是最大的受益者。作为受益者不应该付出吗？打一个比方，地主为保护自己免遭土匪侵扰，需要豢养家丁护院。地主不拿出钱粮能召集到为自己卖命的人吗？国家也是一样，国家的军队保护了士绅，国家的官府衙门维护了士绅的利益，士绅理所当然要出钱粮维持军队、官衙，天下哪有无米之炊？

宋代改革大家王安石有一句名言：‘祖宗不足法’。这个说来话长，都是老生常谈，儿臣就不说了。恕儿臣说句大不敬的话：如果祖宗定下的规矩都不能动，现在坐在龙椅上的应该姓‘嬴’，应该是祖龙的后代！这天下自秦汉唐宋以来有多大变化，可为天翻地覆，何言祖宗成法？

如果鞑靼打过来，西方殖民者围过来，国家没有钱粮破敌，那鞑靼会因为士绅尊贵而不杀？殖民者会因为祖宗成法而不抢？

民富而国不强，则士绅的财富就是给鞑靼和殖民者准备的。儿臣之言发自肺腑，原父皇明察。”

朱佑樘颓丧的又坐到了椅子上，他心里非常清楚，作为皇帝，他还没有那些封王有钱。天下的官僚士绅都很富足，就是他做皇帝的没有钱。朝廷缺钱啊！可是这些人连我做皇帝的都惹不起，你有办法？他长叹一声！

朱佑樘看其所作所为是否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是否推动了社会发展，是否起了进步作用。弘治当然不同于太祖、 太宗的创业，他是守成之君。作为封建皇帝，其政策出发点是维护封建统治，而其政权的基础是地主阶级，他还要依靠多数地主的支持，因此，他的改良，或者说是新政，只能是修修补补，而不可能是根本性的变革。再加上他个人性格的因素，使这些修修补补，也受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是，作为守成之君，他已经较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哎！炜儿，这天下本就不太平，士绅纳粮，会造成大乱呀！”

“请父皇宽心，儿臣自有办法让他们乖乖的拿出钱粮，足额缴纳赋税。儿臣可保大明太平无事，赋税充足。四川、青岛愿为朝廷贡献更多的赋税，做各省的楷模。”

我们现在说说明朝另一个掏空国家的毒瘤--藩王 明朝三个世纪以来，一个贯穿始终的政治问题，就是藩王问题。

分封藩王，是历代封建王朝的通用制度，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也沿用了这一制度，从目前来说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也沿用了这一制度，从目的说，正如朱元璋所说：“以藩屏帝室”，就是用藩王权力来巩卫中央。

本着这个目的，朱元璋做了一件公认的错事：洪武年间分封的藩王，不但待遇优厚，而且军政权力极大。尤其是有兵权，北方几个藩王，诸如宁王，燕王，谷王，辽王等王爷，更掌握着明朝精锐武装，各个雄视天下。

但对这个潜在威胁，朱元璋也不是没有预判，明朝藩王制度比较前代，一个进步就是管理严格：特制了《天潢玉牒》，凡有皇室子弟出生，就要记录在册，封赏赐爵乃至皇位传承排序，都是按照玉牒来。

另一点就是重视教育，朱元璋还编写了《永鉴录》和《御制纪非录》，这俩个材料，记录了历代藩王的作恶教训，发给各地藩王学习，告诫他们要忠心为国，免倒覆辙。同时规矩也多，藩王们穿衣服不注意，盖房子盖出格，跑远了出了封地，出门仪式招摇点，都很可能给扣上“违制”的帽子，按谋反来处理。

但千防万防，却还是防不胜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