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批判精神（1 / 2）

第二十九章 批判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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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慕青一身青花旗袍，在美国国会山演讲，温婉大气，打动人心，美国的《纽约时报》等媒体配上她的演说照片，整版报道。很多报纸都以欧洲文明衰落，中国和美国文明崛起为主题，讨论究竟是哪一种文明代表人类未来文明的方向。

在一战之前，欧洲无疑被认为是人类文明的前沿，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欧洲人也以文明的代表自居。特别是19世纪时，大部分英国人对未来充满自信。他们对从启蒙思想家开始就提出的进步理念持全然相信的态度，相信未来一定会比现在更好。当然，英国人完全有资格和自信来拥有如此的观念的。“日不落帝国”的建立，使得全世界的财富在向英国流淌，英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类似于现在的美国，雄踞于地球之上。

同样的情形几乎发生在整个欧洲，从1500年开始，欧洲因其日益增强的军事地位，以及科学和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奇迹，在全球化的开始阶段就成为了世界的中心。那时，整个世界体系就是以欧洲为中心而建立的。这样一种地位使得欧洲人充满着无比优越的骄傲与自信。

但自从一战爆发后，正如英国外交大臣格雷感叹的那样：“从此，欧洲的灯光已经熄灭，不再会重新点燃。”

刚开始，打响战争的每个国家，德国、英国、法国。俄国、奥匈帝国等，他们的君主都认为自己一定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胜利，战争很快就将结束。主流社会和普通大众也是这样想的。所以。在战争之初，各国家的人民都踊跃参战。在征兵所，男人们蜂拥而至，唯恐战争在他们参军前就结束了，欢乐的阅兵游行把他们送到前线。当时有士兵写下这样一首诗给自己的友人：

当你回到家中

请告诉我的父老乡亲

为了他们的明天

我们甘愿奉献自己的今天

这样的诗句，多么英勇无畏和豪迈！但当战争继续，特别是凡尔登变成名副其实的“绞肉机”。动则几十万人的伤亡，带给德国、法国、奥匈帝国、沙俄等血腥和惨烈的牺牲，尤其是俄国。1908年伤亡超过一百万人。各种毁灭性的武器，超出人们的想象时。巨量的死亡使得他们开始思考为什么要进行这场战争，英国、俄国发起了大规模的反战运动。

大战对欧洲整个知识阶层的心态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导致了一种广泛的失望。欧洲的精英阶级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开始反思。欧洲文明是否真的优人一等。当一个千年文明不能抵御这场血腥风暴时，它的文化一定发生了某种问题！其所标榜的科学和民主，到底是不是毫无瑕疵的好东西呢？

面对惨重的死亡，各国报纸不约而同地使用“崩溃”这样的字眼来描述这一惨状。那些好玩的子弹壳和漂亮的军服，曾是年轻人天真而浪漫的幻想，但当他梦想成真，才发现战争并不是所想的那样“好人”和“坏人”的战斗。真实的战争是残酷的，爆炸。尸体，鲜血。砸死的母子，在战火中化成废墟的家园，烧毁的街道，还有在断壁残垣中挖出来的小孩尸体……年轻人稚嫩的心灵被无情的战争现实狠狠地割了一刀。他们目睹人类空前的大屠杀，发现战争远不是他们原来设想的那种英雄的事业，弹尽粮绝、自相残杀，表现极端状态下人的生存降低到动物本能的残忍，把战争的残酷推向了极致，所谓“民主”“光荣”“牺牲”都是骗人的东西。他们心灵中留下了无法医治的创伤。

宋骁飞每天都会看世界各大报纸，他看到欧美国家知识分子对自己文明的批判和反思，不禁对欧美知识分子的批判传统表示钦佩。他意识到，批判精神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的，不过这也不能怪他们的骨头软，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氛中，权力是一把沾满鲜血的刀子，顾忌到官员和皇帝的尊严、面子，囿于“批评就是反动”的潜规则，那些该说不该说的反对声音和不同见解，成了“抹黑”和“攻击”的罪证，也只好埋到了肚子里，鲜活的思想萌芽被“一言堂”所遮盖，不能见到发展和扶持的阳光，继续深入思考的动力也就会受到极大抑制。久而久之，思想活力、社会发展的积极性，以及为社会提供与时俱进精神力量的智慧，可能就会成为空谈，中国两千年传统社会，就这样陷入了漆黑的沼泽里，开不出科学与民主的花来，倒是权力斗争、各种玄之又玄的东西，比如阴阳五行呀，甚嚣尘上。

宋骁飞和容蓉随后离开了华盛顿，来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哥伦比亚大学的大思想家辈出的世界名校，也是容蓉的母校，1754年由英国国王乔治二世所建，比美国建国历史还长，目的在于造就其殖民地的统治者，没想到培养的却是自己的掘墓人——哥伦比亚大学前两届毕业生中的主要人物恰恰是美国战争的发起人和领导者，从起草宪法者到后来当上总统、财政部长的，都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这群人后来被称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建国之父”。

哥大最早建在纽约华尔街附近，那个地方临近金融区和市政府，到今天仍然是纽约市政府所在。后来学校扩大，它就向上城推移到了现在49街洛克菲勒中心附近；到了1897年哥伦比亚大学最终迁到了百老汇116街的今址。

宋骁飞临行访美前，容蓉特意让他去她的母校参观，代表中国政府捐款50万美元，资助哥伦比亚大学文学院开设孔子系。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宋骁飞觉得这也是好事，答应了她。

哥伦比亚大学与中国的渊源颇深。在1901年春夏之交。在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发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大事，其中一件的主角是当时按照美国人的习惯被称为“猪仔”、来自中国广东的华工丁龙。这位贫穷的华工终生未婚，省吃俭用，想将一生积蓄捐献给美国一所著名的大学，恳请它开设一个汉学研究系。